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首先提出“以武功戡乱，以文教佐太平”，一改其父努尔哈赤屠杀文人的政策，并于当年进行考试，选取了满、汉、蒙古生员二百人。

他已认识到发展文教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说不能认为不读书不会误事。

规定从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起，凡贝勒大臣子弟年十五以下，八岁以上，俱令读书。他派人丈量土地，将各处余地归公，发给民户耕种，不许旗主、贵族再立庄田。

又把原来每13名壮丁编为一庄改为每8名壮丁编为一庄，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

并下令编审壮丁，解放部分奴婢为编民。这些措施，使满族贵族的特权受到一定制约，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他极力学习汉族文化，命儒臣翻译汉字书籍。

皇太极积极削弱其他三名贝勒，天聪四年六月，皇太极利用二贝勒阿敏弃滦州、永平、迁安、遵化四城败归为口实，召集诸贝勒大臣会议，定阿敏罪状16条，将阿敏送高墙禁锢，永不叙用，不久阿敏病死。

天聪五年八月，在大凌河之战中，皇太极和三贝勒莽古尔泰发生口角，莽古尔泰拔剑相向，皇太极以此为由将莽卉尔泰治罪，革去大贝勒名号，降为一般的贝勒，夺其五牛录的属员，罚银万两及马匹若干。莽古尔泰后因气愤暴卒。

至此，三大贝勒只剩下大贝勒代善一人。同年十二月，当诸贝勒提出莽古尔泰“不当与上并坐”。

代善立即说：“我等奉上居大位，又与上并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后，上南面居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侧”。

他主动请求退出并坐，得到皇太极允准。

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正月初一日的元旦朝贺中，皇太极接受礼部参政李伯龙之建议，废除“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共理朝政的旧制，改为自己“南面独坐”，突出汗位独尊地位。

到了天聪九年九月，皇太极召开诸贝勒大臣会议，指责代善对己不恭，众议代善与皇上相左，列了四条罪状，拟革去大贝勒名号，削除和硕贝勒职，剥夺十牛录所属人口，罚雕鞍马十匹，甲胄十副，银万两。

但是皇太极心中有数，这不过是借题发挥，提高汗权而已，所以只罚银马甲胄。

从此，威胁汗权的三大贝勒势力已除，皇太极实力大增，其余贝勒无力和他抗衡，使汗权得以加强和巩固。

皇太极为了团结和拉拢汉族与蒙古族，加强统治基础，同时为了增强军事力量，以适应对明战争的需要，也为了平衡满族八旗旗主和诸贝勒的军事势力，将八旗组织扩大到汉族和蒙古族中。

天聪七年（明崇祯六年）六月初二日，皇太极在一次讲话中谕令将士对新附之众，一切勿得侵扰。

在皇太极影响下，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纷纷归降了后金。皇太极率诸贝勒出迎至浑河，行抱见礼，以示优隆。

孔、耿不仅带了一万二千多精壮官兵及红夷大炮等，而且加速明朝的辽东海防的瓦解。

之后不到四个月，明镇守广鹿岛的副将尚可喜就步了孔、耿后尘，皇太极称赞他识时势之向背，残破海防，实为我功。

到天聪七年（明崇祯六年）马光远统领汉兵时，实际形成了一个汉军旗，满语叫乌真超哈。孔、耿、尚所领兵也是汉军。

在此之前，蒙古旗兵也已形成。

天聪八年（明崇祯七年）三月十三日皇太极在沈阳城郊阅兵，参加的有满洲八旗、蒙古二旗、旧汉兵一旗，共十一旗。皇太极积极准备，大举进攻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