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考道里之迂直，通四郡者，由兰州而渡黄河，故庄浪重而置卫焉。其制，文武官必备，卒必精，其民居中，土兵居外地，外而熟番，又外而生番。

其四境之外，东兰、西凉、西南湟中，皆接连疆界，易以防闲。其可患者，莫若北之大松山，此有明之故辙也。

明朝在庄浪卫设置整饬兵备道。正是因为庄浪卫所具有的特殊地位。

在河西走廊以东，即从兰州安宁堡以东，实行与内地完全相同的郡县体制，由陕西布政司直接管理。

一般而言，将兰州安宁堡以东称为“内地”，以西称为“边地”。如隆庆年间礼部所言：“肃府始封甘州，今徙兰州，在内地，不得称极边。”

但杨一清认为兰州亦边地亦内地，“似为腹里”，他更愿意将兰州与河西走廊相提并论，认为“兰州地方军民，原额纳粮田地，俱在河外，北去十里，极临虏境，漫通贼路，实为紧关喉襟要害重地”。

进而认为“兰州比甘、凉尤为要紧”。在明代之前，兰州所在的金城郡曾与张掖、酒泉、敦煌、武威诸郡合称“河西五郡”。

陕西路通甘、凉，止有兰州浮桥一道。若以数千人拒守河桥，粮运不能通，援兵不能进，不数年而甘凉之地难保无虞。万一甘凉失守，则关中亦难保其不危。

兰州安宁堡以西至肃州，是明代河西走廊的核心区域，明朝在此设立卫所制度，实行军事化的管理体制，由陕西行都司统辖。

在其东部，明朝大力扶持藏传佛教，稳定庄浪卫与河湟地区藏族部众，积极利用这一地区忠于明朝的“土达”，让其拥兵管束，确保该区域的安宁。

在肃州以西至哈密，设立赤斤蒙古卫、沙州卫、哈密卫等军事机构，以羁縻的方式拱卫河西走廊的核心区域。其中，哈密卫的设置对明西部边疆的安定，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明朝逐渐构筑了较为严密的防御体系。在这一防御体系中，哈密卫是第一道防线，嘉峪关在内的肃州卫是第二道防线，甘州卫是第三道防线，凉州卫至庄浪卫为第四道防线，固原镇所在的兰州卫是第五道防线。

不言而喻，第一道防线压力最大，哈密卫的多次废立直至最后的残破，就说明了这一点。但第二道防线是明朝的生命线，需要严防死守，不能像哈密卫那样任由西域部族和瓦剌侵扰和践踏。

在两百多年间，处于要冲之地的嘉峪关经受住了考验，总体上确保了关内的和平与安宁。

由于明代河西走廊远离京师，故称为“极边”和“绝域”，或视为“孤悬”。要认识明代管控河西走廊的特点，都城变迁的因素是不能忽略的。

在汉、唐时期，河西走廊与“长安模式”联系在一起，都城与河西走廊较近，朝廷易于控制。

在明代，河西走廊则与“南京模式”和“北京模式”联系在一起，都城远离河西走廊，控制难度更大。

长城的修筑，明朝统治者对元朝残余势力侵扰的长期性有着清醒的认识。通过长城与驿站将北京与河西走廊紧密联系在一起，客观上顺应了民族交融的新要求。

明代对河西走廊的治理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非常成功。刘洋打算继承明朝西北边疆治理的基础上逐渐统一西北的。

只有当西域的局势稳定下来后，河西走廊的治理模式才能发生改变，才能与内地实现一体化管理。

可以说，没有对河西走廊长时间的绝对控制和有效治理，就没法通过河西走廊对西域控制。不有效维护绿洲丝绸之路的畅通，要真正统一西北，拓展疆域，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