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对部分边军而言，与其身死异乡，不如私下偷偷打点，默认边人乃至边军同种花家及清国贸易。

在种花家崛起，清国统一之后，边镇将领明知边人同蒙古贸易实际等同于明朝同种花家贸易，但依然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希望通过互市绥靖，求得一丝安宁，早点将“瘟神”和“杀星”送走。

明朝那些想议和的大臣们确实不敢得罪言官，或者是不敢违背“天下”的清议。谁敢当出头鸟，谁敢“一意孤行”主张议和，那么无论是庙堂里的言官，还是京城里的私议，乃至江南地区的“名流清议”，都可以在短时间内把这个“不识时务”的官员名声搞臭、搞烂。

遥想当年，万历首辅张居正坚持改革，不顾言官们的反对于丁忧期内回京办事，并对言官进行压制，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张居正在任时尚能勉强抵挡言官的群起而攻之，但是下野、去世之后，言官的组成的“复仇者联盟”便掀起了反扑浪潮。

就在张居正去世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言官上疏弹劾了张居正生前举荐的礼部尚书潘晟，此后张居正的名誉很快便沉入言官们的唾沫巨浪之中，目无君上、横行乡里、结党营私等诸种“罪行”被加在了逝后的张居正身上，以至于张居正之子被抄家，张居正坟墓险些被掘。

所以对于崇祯朝的官员而言，前有一代名相张居正得罪言官的前车之鉴，他们自然不敢轻易“冒舆论之大不韪”而甘心赴汤蹈火了。

另外，倘若自己一马当先去议和，最后议和没有达成，种花家和清国继续侵扰明朝，自己显然“有罪难逃”；倘若最后议和成功，明朝必然不能收回辽河以东地区，于天朝国威有损，自己被加上“卖国”光环。

若是之后撕毁了议和再次侵明，自己也是“罪不可逭”。换成最理想的状态，明朝的议和达成，此后也信守合约，但是一旦崇祯帝早逝而易代，新皇帝上任，自己或又落入言官们“反攻倒算”之中。

所以，虽然议和对明朝来说有利有弊，但是对官员个人来说，实在是弊多利少，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真的愿意做的人不多。

崇祯十一年，终于有一个人愿意在与议和上“小荷刚露尖尖角”，那人便是兵部尚书杨嗣昌。杨嗣昌曾长期在明朝的九边任职，此时担任明朝的“大司马”即兵部尚书，自然深知国力上升之时战力之强大，也明白明朝国库之空虚，因此和辽东巡抚方一藻有同清国议和之念。

此种想法刚实践不久，便有人站出来公开反对了，翰林院侍读王铎上言：“闻朝廷有抚和之议，不胜愕然！损雷霆之积威，修金缯之轻举；臣之所大惑也。时传杨嗣昌、方一藻及太监高起潜密发黄金八万、银十万讲款。刑部主事张若麒乞录当日召对语以示中外。报闻。”

可以说，在当时的明朝舆论场，议和是逆流，是卖国，是无德；言战是主流、是爱国、是有德。明朝和清国议和就是损害明朝的威信、就是草率的举动，认为只有不计后果同清国“死磕”才是“政治正确”。

崇祯帝在阅览上疏之后并未处分杨嗣昌等，“报闻”即是“朕知道了”的意思，至于会不会有后续举措，那是不一定的，也可知崇祯帝当时对议和并非全然反对。

如果杨嗣昌主张议和得罪了言官，导致一些人“就事论事”也罢了，然而部分言官并不肯善罢甘休，乘机出击、“就事论人”。崇祯十一年，南京御史成勇上疏批判杨嗣昌，认为杨嗣昌没守完制就夺情起复，是“忠孝两不全”。

言官们认为，如果要断绝明朝同议和的可能，就只能打击那些私下主张议和的官员。把杨嗣昌弹劾下台，自然就不敢有人再敢声言议和了。

然而，杨嗣昌被夺情，那也是崇祯皇帝的意思，更何况当年杨嗣昌的夺情，也是源于崇祯九年清军入侵京畿、前任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明廷急需干员主持大局，而非是为了个人仕途。所以此时言官对杨嗣昌的攻讦，就有点无理取闹和颠倒黑白了，连崇祯帝也看不下去了，“上怒，逮讯之”。

但是，这股反对议和的势力通过舆论压力最终还是影响了崇祯帝，崇祯十一年明朝的和议最终“流产”。

此外，此次议和失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便是明朝此前基本消弭了中原地区的农民起义军，明朝似乎可以集中精力对付外边而不必对其示弱了。

清国得知议和无望，故“重操旧业”，于崇祯十一年秋高马肥之时，再次绕道入侵明朝，开始了对明朝京畿至山东一线破坏程度远高于前三次入侵的大劫掠。

当年九月，联军攻破北京以东的墙子岭长城，进入京畿地区。十月，京师戒严。崇祯帝不得不召宣大总督卢象升、辽东总兵祖大寿等九边将领入援京畿。

当时清军队在中原地区地纵横驰骋、攻城略地，平民大受其害，而明军却堵御无方，只能疲于追击而无有力打击。

当时，崇祯帝询问卢象升如何应对局势，卢象升表明自己是主战派，崇祯帝不怿曰：“朝廷未云抚，乃外议何遽信也。”

崇祯帝之所以不高兴，是因为卢象升直截了当申明自己主战，有指崇祯帝倾向议和的意涵，故崇祯帝面子上有些挂不住。在联军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下，崇祯帝只能表明自己也主战的态度了。

此后，卢象升领兵三万驻守京北昌平，而清军则绕道赴京畿以南地区劫掠。相比前几次劫掠，联军此次南下改变了策略，将更南边的山东地区纳入了劫掠范围，进攻北京城根本不在清军的既定战略之中，相比重兵固守的京畿，富庶的齐鲁之地显然更有“经济价值”。

清军南下之后，宣大总督卢象升与杨嗣昌商议战守之策，杨嗣昌建议卢象升不要轻易同清军决战，“象升曰：公等坚意抚款，独不言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且象升握尚方剑，今日愿唯唯从若议，袁崇焕之祸且立至！纵不畏祸，宁不念衰衣引绋之身，又不能移孝作忠、奋身报国，将忠孝胥失，何颜面立人世乎。”

杨嗣昌得知卢象升的强硬态度后，便不敢再提议和之事。应该说，卢象升是很有骨气的士大夫，此后在与清军的战事中败亡，为国捐躯，悲哉壮哉！

崇祯十二年正月，清军攻下了济南城，在抢掠城中财物和人畜之后方才离开。清军离开山东之后，明朝军队进入济南城，埋葬了济南内的死亡兵民，“悉发仓粟赈贫民”。经历此次劫难，济南城已是城破、人空、财尽。

崇祯十二年三月，“春暖花开”之时，在明朝腹地劫掠长达半年的满蒙联军带着金帛子女，志得意满、从从容容地从长城撤军而返。事后经统计，此次劫掠，联军深入明朝内地两千里，半年时间攻破了七十多座城池，并毁坏了济南等城池，明朝不仅在军事上战功几无，在经济上也是损失惨重，还损失了边镇名臣卢象升等。

在经历了此次劫难之后，明朝同清国的议和更加不可能，崇祯帝在联军的劫掠中受尽了气，北方百姓和士绅也在这次劫难中遭遇浩劫，舆论对清国的痛恨是有增无减，所以此后明朝同清国议和的可能性更加微乎其微。

就连此前暗地主和的杨嗣昌也转变成主战派，“大学士杨嗣昌奏失事五案：曰失机、曰陷城、曰通款、曰藩变、曰损将；上从之。”杨嗣昌把通款视为此次明朝遭遇劫难的原因之一，也带有一丝反思意味。

此前崇祯帝对议和的态度还模棱两可，此后更不敢轻言议和了。同时，清国通过此次劫掠，更加看清了明朝的虚弱，觉得之后再同明朝议和，恐怕明朝没什么筹码了，所以议和的意愿也大大降低。

此前是局势允许明朝议和而不敢议和，此后则是局势急转直下、不能议和，议和便成为了奢谈乃至在敌方看来是不识时务的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