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鄂尔勒克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作为土尔扈特王公参加种花家举行的卫拉特蒙古与喀尔喀蒙古的王公会议，将会议通过的共同条例带回土尔扈特部，以此作为巩固统治的工具。

太子殿下刘强监国年间，土尔扈特部首领书库尔岱青向种花家上表，进贡骆驼与马匹，并请求在乌拉尔开展互市贸易。尽管沙皇强势崛起，阻断了土尔扈特部上表纳贡的路线，但土尔扈特部还是取道西伯利亚，与白马军取得联系。

与土尔扈特部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白马军还派出使团对土尔扈特部进行访问。这一系列举措充分表明了土尔扈特部虽然迁徙到遥远的伏尔加河流域，但从未与白马军断绝联系，在他们内心深处，一直存在着对故乡的强烈归属感。

沙皇俄国自伊凡雷帝以来，从未停止过对周边国家的武力征服。沙皇政府对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更是不遗余力地渗透、分化，企图加强对土尔扈特部的干涉与控制。

此举激化了土尔扈特部与沙皇俄国之间的矛盾，而随着准噶尔汗国的灭亡，种花家逐渐控制了整个中亚，为稳固在帝国西部边陲的统治，招远怀人。在这种情况下，土尔扈特部的归国之心愈发强烈。

沙皇俄国见土尔扈特部久不驯服，加紧对土尔扈特的控制。当时，扎尔固会议是土尔扈特汗国一个由王公贵族组成的权力机构，类似于清朝初年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沙皇政府试图通过改组扎尔固会议，来限制土尔扈特首领的权力，培植自己的代理人，从而更好地控制土尔扈特部。

沙皇俄国颁布新的扎尔固会议条例，宣布扎尔固会议的成员今后由沙皇俄国指定，土尔扈特部的首领不得干预。这些改组措施不仅极大地削弱了土尔扈特部首领的权力，还把扎尔固会议变成了一个可以与首领分庭抗礼的机构，在土尔扈特部内部产生了分歧。此外，沙皇俄国还对土尔扈特部的汗位继承进行干预，他们不希望由亲近白马军的继承汗位，而企图扶植已改信东正教的继承汗位。复杂的政治环境与沙皇的专制使得土尔扈特部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这加速了他们摆脱沙皇俄国干涉与控制的决心。

沙皇的疯狂扩张与专制的农奴制使得农民大量逃亡至伏尔加河流域，为防止农民逃亡，顺便推进对中亚地区的征服，沙皇在伏尔加河流域建立了臭名昭着的“察里津防线”和“奥伦堡碉堡线”。察里津，即后来的伏尔加格勒，这两条防线采取了逐步蚕食的进攻策略，分割土尔扈特部原有的牧场，使得草场面积大幅度缩小。

同时，为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与镇压力度，沙皇鼓励原先居住在顿河流域的哥萨克人迁徙到伏尔加河流域，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军队。伏尔加河流域人口激增，大量的牧地变成耕田，牲畜没有食物，土尔扈特部的经济遭到巨大打击，土尔扈特人的生活愈发艰难。

与此同时，沙皇政府又向土尔扈特部推出“征兵减税”的欺骗政策，为满足沙皇俄国对外侵略所需的兵源，沙皇政府通过向土尔扈特部征兵的方式来减少土尔扈特部的赋税，此举既用减税的手段变相控制了土尔扈特部的经济，又使得土尔扈特部的人口资源遭到巨大损失，从而失去了与沙皇俄国抗衡的实力。

从开始，土尔扈特部共向沙皇俄国提供了125万人口，但沙皇俄国并未履行承诺，土尔扈特部陷入了青壮年人口流失与赋税日益增加的恶性循环之中。

除政治、军事手段之外，沙皇俄国还试图从文化渗透上改变土尔扈特部的民族文化习俗，改变土尔扈特部的民族认同。土尔扈特人信仰藏传佛教，因为藏传佛教有熬茶布施的传统，土尔扈特部不定时地派遣一些上层人物到西藏进行布施活动，这成为土尔扈特部与内地加强联系的一个重要窗口。土尔扈特部的历代首领还广修寺庙，邀请蒙古和西藏的高僧到土尔扈特弘扬佛法。

土尔扈特回归，是民族融合的最好见证。

趁俄土战争激战之机，土尔扈特率领在伏尔加河以东地区的20余万土尔扈特人离开了生活的伏尔加河流域，开启了东征的归途。出于搜刮兵员、控制伏尔加河下游牧场的考虑，沙皇政府命哥萨克骑兵对土尔扈特部加以拦截。

与此同时，沙皇政府也挑动与土尔扈特一直有矛盾的哈萨克汗国袭击土尔扈特回归部众。哈萨克报告了白马军，在巴尔喀什湖附近对土尔扈特人展开迎接，土尔扈特人被安排在次。

此时天寒地冻，土尔扈特部缺乏补给，饥馁而死者甚多。沙皇政府又在土尔扈特的回归路上围追堵截，土尔扈特部伤亡惨重。但就是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依然坚持前进，最终于同年4月到达乌拉尔边境。

种花家皇帝得到署理西征军总司令许三的奏报，得知土尔扈特东归的消息。对此十分重视，决定接纳回国的土尔扈特部，表现出了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从全国各地向土尔扈特调拨马牛羊20万头、米麦4万余石、毡庐400余具、棉花6万斤，帮助土尔扈特人渡过难关。

土尔扈特部稳定下来后，白马军护送部落首领到西安城朝见。在西安里住了接近半个月，受到了极高的礼遇。六部派出大臣用蒙古语与之长谈，询问边疆局势及回归情况。事后，太子殿下刘强封土尔扈特首领为卓里克图汗，其余的大小首领皆有封赏。

为纪念这一重大事件，种花家在白莲教宗乘之庙内立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通石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