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就有徐光启说到翻译的事情，现在明朝懂拉丁文的人寥寥无几，翻译都是方双合作，由传教士说明意思原理，明朝有兴趣钻研西学者写出来，翻译出来的几本书都是这样。崇祯觉得这样不行，必须多培养明朝人学拉丁文，和徐光启商量让他上书申请在四夷馆中增设欧罗巴馆，先选一百个轻聪明的学子，请在京城的传教士教授拉丁文，就能加快七千册欧洲书籍翻译进度。崇祯在信里还说以后还打算把欧罗巴馆从四夷馆里独立一馆，随着欧洲局势的变化分设英、法、德、俄文译馆。

他问徐光启像他一样学习格物穷理学问和西学的人有哪些，可以一起找来商量这事，徐光启说到在外地任职的李天经、朱大典，在京城的有熊明遇、李之藻、王徵、金声，说他们今天正约好了散朝后要去钦天监观星台和几个在明朝中任的欧洲传教士商量天文历算的学问，崇祯听了大喜，就决定去观星台见他们，还通知了以后打算组成新班子的成员陈仁锡、温体仁、徐尔一也一起到观星台议事。

观星台聚集着整个明朝科学水平最高的一批人，精通天文、地理、数学、几何、水利、仪器制作的李之藻。痴迷各种机械设计制造，出版过《新制诸器图说》和《远西奇器图说》、制作过机械连弩的王徵，痴迷格物穷理研究，提倡“因当然之象，以求其所以然之故，以明其不得不然之理”的科学钻研精神的熊明遇，还意外看到了方以智也在。还有邓玉函、罗雅谷几个传教士。

邓玉函还献上一个伽里略式望远镜。崇祯问起制作者，趁机把话题引到伽里略身上，邓玉函和罗雅谷介绍了伽里略，崇祯知道伽里略还有五年被教庭判终身监禁，马上提高让邓玉函去欧洲把伽里略请到大明来，起初邓玉函还有一些迟疑，他来明朝是搜集各种天文书籍和数据资料时也找过伽里略，只是被伽里略拒绝了，担心未必请得动他。还介绍了水平还在伽里略之上，后来有“天空立法者”之称的开普勒，说开普勒对于他们的求助非常热情，给了他们很多天文学资料上的帮助，比伽里略更加容易请。

崇祯追问原因，罗雅谷解释西历一六一六年，伽里略因为宣扬日心说正确被罗马教廷训诫，对教士可能有怨气因此态度冷淡，崇祯说正好在大明不忌讳，正好可以请伽里略过来畅所欲言。开普勒要请，伽里也要请。当场拍板让邓玉函和在陕西的汤若望带队带上礼物去欧洲见教皇和请两个科学家，顺便带着一百个面方十三到十五岁的童生去欧洲留学，承诺回来后可以赐同进士出身。同时把方以智也一起派过去留学，要求他把欧洲的学问学到手以后回来贯通文理、开宗立派成为一代宗师和圣人。

历史上方以智在极险恶的战乱环境，被满清追捕朝不保夕的情况下还能写出《物理小识》、《通雅》、《东西均》、《药地炮庄》、《青原志略》这些顶级的科学哲学着作，只要有安定的环境和不同思想的充分交流，成就肯定会更高。

在这里小范围的会议里崇祯也摊牌要朝廷重大全面的变革，明确说“科举要变、地方制度要变、朝廷制度要变、军队制度要变、财税制度要变、占据要职的大臣更要变”。

而且明确说了新班子的人事任命，内阁首辅打算让新陈仁锡担任，温体仁、徐光启、熊明遇入阁。陈仁锡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曾经担任皇后的老师，历史、经济、地理、水利军事诸子百科都精通，有很多真知灼见，在辽东军事是痛斥慢慢修城，堡垒推进的方案，那样只会分散兵力，浪费后勤，结果一处守不住就会全盘崩溃，正如后金攻克广宁、大凌河以后，宁可放弃也不分兵驻守，就是不想兵力分散陷入被动。

这一点沈飞也有体会，沈飞穿越诸天前在家里玩《三国志》游戏时也经常被这种占领城市一多兵力分散的事情而苦恼，城市放得兵力少了很容易被敌军攻陷，放的兵力多了，兵力又很容易不够用，钱粮也告急，经常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反而不是占领城市少时轻松。

历史上孙承宗和袁崇焕就是采取不断修城堡垒推进的愚蠢办法拖垮了明朝的财政，对关内的民变兵变拿不出钱来救济和镇压，在内忧外患也崩溃便宜了满清。

就是李自成也一样，顾诚在《明末农民战争史》里驳斥农民军失败于“流寇主义”的说法，说李自成失败的原因和“流寇主义”无关，相反是因为这种作风的转变，很多原来的攻城军队占领城市后变成了地方驻军，分散了兵力，才没能集中兵力与满清进行主力决战。也就是说李自成也是败在相似原因上来的。

陈仁锡在《纪八岛形势利便》里对东江镇各个岛屿的地理位置记述地非常准确，认为是明朝使后金疲于奔命，突然攻击其要害，反客为主的关键。他主张从山海关出发到三岔河方向佯攻牵制后金主力，明军主力从海上进军，从镇江一带攻击后金后主老巢，“我以舟师潜抵鸭绿江，直捣其巢穴，率东江之兵收辽之四卫，又约朝鲜之旅攻奴之腹心。三方并进，水陆夹攻”，这个思路和熊廷弼、毛文龙一致，是文官中唯一的一个。崇祯信中认为他是管仲乐毅复合式的大才人物，历史上因为他曾是皇后的老师，为了避免后宫干政的嫌疑而不用实在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