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可能觉得自己这方面知识确实比较欠缺，就跳过这个话题，说出下一个疑问，即使佃户和田主在明代法律关系平等，双方已经签约，佃户按约交租，田主按约收租就行了，收租有什么麻烦的呢？

这个问题一说出来，不仅李之藻和汪汝淳，连旁边的罗雅谷也笑了起来，似乎听到什么滑稽的事情。汪汝淳说，商税轻微，许多商人都不愿老实缴纳，田赋许多地方只有三十分之一，劳役丁税因为没有人口统计，比明初更轻，只怕不到五分之一，田租五五分帐，佃户怎么会老实缴纳？

李之藻补充说民间向来有“久佃成业主”、“田入佃手，佃如虎踞”的俗语。崇祯好像想起了什么，欲言又止。沈飞也想起来了，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就提到过这种俗语和事情，不过顾炎武现在才十七岁，这本书顾炎武十一年后才开始写，崇祯自然不能现在提出来作论据。

李之藻继续解释，田是佃户在种，许多田主对田地远不如佃户熟悉，不少田主甚至连田地哪里都不知道，佃户随便找个理由就能隐瞒收成，少交甚至不交田租。朝廷收赋税难，田主收田租当然也难，收一家佃户的田租难，收十家、百家更难，如果上千家，就难上加难。许多时候田主的地因此被佃户侵占，也自认倒霉。

崇祯问田主难道不能打官司告佃户吗？汪汝淳说告自然是可以的，可是打官司也不容易，要查清真相就难，即便在本地赢了，对方也可以去上级衙门上诉，有些田主和佃户争议的案子，拖了两年都没有结案，耗费的精力和钱，还不如当初就不起争执。沈飞心想这和现代差不多，打官司拖时间就是基本策略，国内国际官司都一样，拖上个三年五年，即便最后输了赔点钱，在这三五年时间里也有很多办法捞够了。

李之藻说他有一个小友祁彪佳曾经在天启年间担任福建兴华府推官，就曾经处理了许多田主和佃户争议的案件，汇编成册。其中一件案子是俞姓秀才，花三十两银子向寺院买了一块寺田，结果佃农吴贵三、周干禄连续两年都没给俞秀才田租，还辱骂俞秀才，说是自己已经交了税粮，不用再给俞秀才田租，俞秀才最后只能不要田了，又以十八两银子的价格卖回给了寺庙的和尚，等于他倒贴给了和尚十二两银子。

接着说这是不愿交租的，还有佃农直接盗卖田主的田，比如秀才戴贞吉的田，租给一个叫林君进的佃农，林君进死后，他儿子又把这田卖给了彭秀才。还有莆田陈家，和佃户林道积订立租佃契约，后来林道积的儿子林成宇觉得寺庙的田容易拖欠田租，就和寺庙和尚勾结，硬要把陈家的田说成是寺庙的田。

汪如淳说这些案子还都是有功名的生员、乡绅和佃农之间的纠纷，打起官司来，生员和乡绅还能有身份的便宜。要是没有功名的田主和佃农发生纠纷，要打赢官司就更难了。

李之藻又说这还是田主和直接种田的佃户有纠纷，还有的案子，佃户又把田转出去，转个三四次，这发生纠纷要查清就更难了。有一个案子里，秀才欧阳春把田租给佃户张文武，张文武又有自己的田，连带自己的田又转租给了江得益。然后江得益又把这些田转租给了池子奇。几个人互相推诿，根本不知道田租该向谁收，怎么收。

汪汝淳说有些地方田主连田在哪里都不知道，收入多少只能看佃户心情。名义上有田的田主，有时候收不到田租，还要交纳赋税丁税，当然叫苦连天。因此许多时候，有田还不如没田省心，这才是商人不愿意多买田产的原因。

崇祯又说这会不会是汪汝淳个人的见闻，李之藻又说不是，他查阅过嘉靖时的《徽州府志》记载“商贾虽余赀多，不置田业”，至于如今的江南，巨富之家往往靠经商获利，许多富家只有田几百亩，有田千亩不超过富家四成，至于有田超过万亩的少之又少。隆庆时李豫亨曾经《推篷寤语》中说：“有田而富者，要按亩交税当差，无田而富者，既无输官，也无差遣。故此有田而富远不如无田而富者自在”。

崇祯又问罗雅谷欧洲各国富商买地多不多，罗雅谷说欧洲各国富商有钱后最喜欢买地，欧洲各国和明朝不一样，土地不只是财产，也代表权力和名望，许多商人设法购买土地，就可以由此获得贵族爵位，他们购买的庄园成为领地，可以任意处置农奴，而在明朝，土地只是财产。

明朝富豪怕有太多土地，不容易收租。欧洲的富商则没有这个顾虑。领主对农奴有绝对的权威，如果农奴敢反抗，基本上没有活路。就算去向更大的贵族或国王申述，也不可能支持农奴。许多意大利商人买到庄园和贵族头衔后，根本不必自己经营，保留原来的管事和仆役，自然就可以把农奴管得服服贴贴，每年获得大笔收益。

在旁边一直静静听着的沈飞觉得有些好笑，崇祯今天大概是想询问一下土地问题和设想解决的办法，不过中国和欧洲土地问题的真实情形和他原本的认知差异太大，在询问中好几个次暴露出了自己这方面的无知，还在罗雅谷面前“出了洋相”，却还没有达到目的，吃了个瘪，恐怕还是第一感觉到穿越者不如土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