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飞说：“你现在先安心习武便是，陛下想重用锦衣卫的事，知道就好，不要泄露出去，否则让一些官员知道了会给陛下惹来麻烦”。

安剑清点了点头，说：“我知道轻重”。

今后的半个多月里，沈飞又见识了一次北京城里舆论的变化，这次是关于收酒税的事情，结合几次看邸报和崇祯送来的密信，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茅元仪作为酒课总提举，除了统管全国各地酒课征收以外，也负责北京城的酒课征收具体事务。开始几天并不顺利，招聘来的国子监生工作人员，大多是品行垫底，成绩倒数的家伙。

让城里酒楼酒商自己申报，答应的没有几个。派出监生上门去统计调查，只有六成的了完成了工作，四成的人连门都进不去，甚至还挨了打，正式收酒税时完成的更少。举报偷税漏税的只有三例，其中两例是针对小酒店，调查后发现是无赖报复酒店不赊帐撒的谎，只有一例是举报大酒楼澹烟楼的，这是明初就确立的北京最高档的“十六楼”之一，结果举报人莫名其妙失踪了，调查线索都断了。

京城权贵聚集，大酒楼后面都有各种很硬的后台。黄道周虽然也弹劾过很多大酒楼后面的后台，可是到朝廷上各种官员互相推诿拖延，落实惩罚的没有几个。崇祯密信中说茅元仪来找他发过牢骚，说他本来想奏请酒课提举司有权调动京城巡捕营，却被副提举阻止，说京营早就烂了，说不定巡捕营将官自己都在酒楼入了股，派他们去不仅办不成事，说不定故意捣乱惹出什么事情来再把屎盆子扣到酒课提举司头上。

半个月下来茅元仪只收到了八千两银子的酒税。茅元仪气得想动用自己的家丁，他有钱，又当过副总兵，对自己的军事水平迷之自信，一直想带兵打仗，养着不少有一定战斗力的家丁，奏请把他的家丁调为酒课提举司的直属武装力量，必要时出动武力抓捕抗税的酒楼。不过崇祯知道这个就是他同意内阁和给事中肯定也会否决掉，还会让茅元仪成为众矢之的被围攻弹劾，万一到时候茅元仪脾气一上来，辞职不干就坏了，就把这个奏请压下了。

崇祯说他还是委托汪汝淳从扭转舆论角度下功夫，果然沈飞和完颜萍不久就察觉了城里对酒税舆论的转变，开始几天酒楼茶馆和国子监监生议论起收酒税都是一片大骂，举例说北京城的小民每天都要喝酒，这倒和茅元仪说过的一致，南方不仅富人奢侈消费成风，平民没有积蓄的风气，小民一天打短工赚了些钱就吃喝干净，说收酒税平民都喝不到酒了云云，把酒税说成是万历时的矿税一样了。

不过随着反映辽阳城陷落的三幕剧演出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相关话题逐渐产生，说起辽东在建虏屠杀劫掠下的惨状，像袁应泰那样空谈仁义有害无益。这几天又添了一把火，一批说书人在各酒楼茶馆声泪俱下的述说边军饥寒交迫，典卖刀枪兵器甚至卖了妻儿的凄惨情形，这方面有很多素材，从当过兵的人亲身经历，到一些去过边镇的军官奏疏，都有据可查，感染了一大批人。

舆论逐渐变成了少喝点酒死不了人，多收点税让边军吃饱饭才是应该的，为了渴几口酒让饥兵灾民饿死才应该谴责等等。许多商人聚会时，也举出辽阳城里李玉山为首的商人的例子，语气激愤到挥拳捋袖子，说如今天下的急务是先要把后金建虏彻底剿灭，这样他们才能安心经商，等建虏覆灭，辽东全境光复，有的是赚钱的商机。建虏肆虐，他们商人一毛不拔也不心安。沈飞不知道这是商人受感染的自发情绪，还是汪汝淳安排了一些商人同行好友当“托”引导的，反正效果不错。

报名要求加入酒课提举司的童生、生员和国子监监生人数大增，排起了长队，茅元仪和其他户部官员制订了更加严格丰富的考核面试内容，择优录取，工作人员的文化和专业素质以及品行大大提高。主动申报信息的酒商越来越多，连一些自己在家酿酒，并不外卖的富户也主动上门申报。举报数量大大增加，上门征收酒税的工作人员受到的接待也态度变成非常客气。扭转了的舆论环境下，还要偷税漏税的酒商就成了舆论攻击鄙视的对象，连几个继续上疏反对酒税的官员也成了被嘲讽的对象，家丁仆人出去买茶都会被人指指点点甚至吐唾沫。

不到一个月，茅元仪在京城收到的酒税就已经有五十多万两，另外很多其他商人自发捐献银两也有六十多万两，光是这一笔就有了一百二十万两。六十万两解运到了天财库，六十万两解送到内帑承运库。崇祯接到茅元仪这个报告和银子很高兴，估算后面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收的酒税会有更多。

北直隶九个府两个直隶州，北京城所在的顺天府七县五州。按京城的酒税占顺天府一半算，顺天府酒税一百万两，其他八个府即便只有顺天府一半，50万两，两个直隶州加起来也算50万两。北直隶后续就还有收入500万，山东、河南、山西每个省按300万两算，北方四省就有一千四百万两，是原来估算的两倍还多。这还是很快能收上来的，南方虽然会慢一些，但是消费水平比北方更高，能收到的酒税会比北方更多。

这么算下来打算送去皮岛的军饷很快就能凑齐，只要把京城的直属武装力量锦衣卫和京营整训完成，朝廷人事班子换成崇祯信任的那批人，后方一稳固，就可以上路去东江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