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初开始包括朱元璋都称赞许衡在蒙元保持了儒学传承没有断绝这个功绩，针对这一点，丘濬认为“为一世计，则许子固不为无功矣，为万世计，则许子岂得无罪哉”、“以一世之功赎万世之罪，万与一相去辽矣，其能相掩乎”？

还从儒学典籍里强调抽离出“华夷之变”，以孔子称赞管仲“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为理论依据，管仲曾是公子纠的人，公子纠死后又辅佐曾与之敌对的齐桓公，理论上于“君臣之义”有亏，不过因为曾经讨伐山戎，保存华夏文明的大功而被孔子称赞，以此论证“华夷之辨”重于“君臣之义”。这是明末吕留良、明末反清会党领袖陶成章在《龙华会章程》里都分析过的，沈飞提前复制了出来。

还解释韩愈《原道》里说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进”是指进化、进步，而不是军事上武装侵略进驻。比如《春秋谷梁传》“吴信中国而攘夷狄，吴进矣”，吴国行为进步，被视作诸夏。

而吴国攻入楚国有种种野蛮恶行，《公羊传》又谴责“何以谓之吴也？狄之也。何谓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寝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盖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败人之绩，而深为利，居人之国，故返其狄道也”。

夷狄可以行为进化成为诸夏，诸夏也可能行为野蛮退化成夷狄。以此揭露许衡等无耻文人歪曲解释韩愈原话遮掩蒙元侵略罪行论证其正统地位不成立，还扩展到王夫之的文明进化论，说到隋唐以前南方文明程度低下，后来文明逐渐兴盛。而原来繁华的中原地区因为汉末三国到五胡乱华逐渐因战乱而破坏，从另一个文明演化角度解释“华夷之辨”的含义。

另外还从各种官方典籍和个人文集里搜集蒙元和降元、仕元文官武将的黑料。比如侵略四川导致四川人口损失93%，和入侵金国、南宋时种种屠戮恶行。忽必烈亲信郝经的母亲曾与一百多人被元军堵在山洞里用烟熏昏迷，后来用药灌醒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这样都能觍颜事虏的无耻行径。

还有很多仕元的将官文集时一边记录蒙元屠杀和统治中的暴行一行还谀词连篇地歌颂统治者英明仁厚的对比。揭露这些人仕元和吹捧不是厚颜无耻就是心理扭曲，其歌颂绝非蒙元统治的真相。

红巾军兴起以后，也有一些曾经出任过蒙元官职的文人投效，沈飞也让朱长龄和他们接触了解他们的思想倾向，在红巾军公布上述文化和历史立场之后，这些人相当不满，这等于指着他们的鼻子大骂，提出各种理论要求红巾军改变意见。

不过明白沈飞意思的朱长龄不为所动，态度坚决。直言在蒙元，真正的忠义之士是南方那些不愿仕元而家道败落的“堕民”，因为仕元甚至地元初成为“汉军世侯”充当帮凶保持家族显赫、文脉不绝是耻辱而不是荣耀。如果这些曾经仕元的文人不表示洗心革面，坚持蒙元是正统一个朝代是不可能受重用的，宁可从南方“堕民”中教育培养人才。

这些理论和政策针对的是文人知识分子，对于普通人则另有一套宣传方式，参照上个世界崇祯成立的宣化部模式，评书、戏曲、小说，类似陈天华的《猛回头》就是用弹词快板的通俗文艺的形式，把史事、时事和理念都编成白话传播，最为简洁，贩夫走卒都听得懂，也最适合军中的军宣使传播。

杂剧创作要投入的精力多一些，以故事情节为主要感染力。蒙元战争中的暴行、《射雕》末尾红袄军青州之战、《神雕》小说中武林前辈抗元故事都作为素材，组织人手一口气创作了十多部杂剧在已经较为安定的南方数省巡回表演。

这样一来，南方数省就公开亮出红巾军的旗号易帜反元了。这几年军政机构反正已经被渗透完毕，中下层蒙元官员有家属的容易控制，耽罗岛的牧民早就已经成了骑兵的一部分，水军也早已换成自己人，其他不愿意干的都打散分流到几个造船厂去了。

少数几个异地任官家、属还在元庭控制区的高级官员身边安排人手监视起来，不要求他们发声反元，明确告诉他们只要不捣乱待遇不变。不公开露面元庭最多猜测他们被抓了或者死了，可以保证家属安全，日后攻占了他们家乡自然有机会和家人团聚。无论这些人愿不愿意都是无力反抗的。

不过宣传口径里也说清楚，当年率领蒙元大军四处屠杀的屠夫汉奸都已经骨头化成灰了，也无法进行实质性惩戒，只能把他们的暴行载入史籍受万世唾骂。现在的蒙古人只要没有新的罪行，不抵抗红巾义军也不会迁怒报复他们，愿意加入义军一起反元的也会视作战友一视同仁。

转眼三个月过去，经过一阵大兴土木，安徽不仅营建了黄山明教光明顶总坛，还建造了比杭州韩世忠故居规模大上几倍的新南塘帮总部、以及一些零散隐秘的安全屋。杭州留下五十人，普况天带着其他人搬迁了过来，就连彭莹玉都把台湾交给两个弟子管理，来到了更接近抗元前线的安徽。

张定边和李兰茵也把桃花岛上的所有亲传弟子接到了安徽，以后亲传弟子、记名弟子、南塘帮众都在新的南塘帮总部训练，沈飞手中大部分牌都亮明了，只有葵花卫还是沿用以前的模式在各处安全屋练功，维持半公开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