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名则苦笑着摇摇头，道：“我还听说这部《寻枪》是陆小川自己编剧的，肯定有不少自己的想法，可惜……”

他没有往下说，因为他本人也是创作型的导演，《井盖儿》就是他自己写的，作为导演设身处地想想，他完全能感受到陆小川的憋屈。没办法，姜闻无论是演还是编和导，声名实在太盛了，你想连老谋子都要吃瘪，更何况你初出茅庐的陆小川呢！

三人闲聊了一会儿八卦，话题自然而然地又转回到剧本上。

“我们这代人吧，可以说是受伤害最深的一代人。”赵宝岗倒了一圈茶，扳着手指头颇有感触道。

“你看看，小时候明明是应该受教育的时候，却偏偏赶上了各种政治运动，书没能好好读。这人到中年吧，正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这好日子没赶上几年，又正好赶上国家经济转型，下岗‘潮’，又得找工作。你想想，你都四五十岁的人了，有技术的还好点，但大部分都是要文凭没文凭，要技术没技术，体力呢都开始走下坡路了，你能找到什么工作？现在就连大学生找工作都很难了。

当然了，剧本里的陆麒麟算是好的，他是派出所所长，在社会上起码有一定的地位，也不可能为生活发愁，但在这个社会日益发展的年代，他同样遇到危机——情感危机。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这么说是矫情。陆麒麟比起来那些下岗工人或者刚刚刑满释放的大兴要幸运的多，起码他不会为生存发愁。但我认为只要人到了一定的岁数，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问题，有些是生活压力，有些是情感问题，甚至还有许多人二者兼而有之。

现在国外很流行一个词，叫中年危机，国内这种说法还比较少。但不管是发达的社会还是我们这种相对还比较落后的社会，中年危机都是存在的。

所以说啊，大名你这剧本写的真是不错，可能是你在国外待的久了，眼界也更加宽了，能看到很多深层次的问题。说实话，我接陆麒麟这个角‘色’，就是因为他身上的这种中年危机。”

尽管赵宝岗说的听上去很深刻，但王大伦却有些不以为然，他跟宝哥并不是同一年代的人，或许不理解他们那代人的感受。别看他平时叫赵宝岗“宝哥，宝哥”的，但真要论起来，宝哥和他老爹王富贵同志可是同龄人，谁让王富贵同志十岁就当爹了。

有一点赵宝岗说的没错，因为时代的关系，他的老爹老娘都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都是高小文化。至于生活压力，小时候家里确实是穷了一点，但那时候大家都差不多；至于情感问题，似乎在农村很少有种问题，更谈不上什么中年危机了。

他甚至腹诽赵宝岗本人是不是遇上中年危机了？

不过陈大名却很赞同赵宝岗这种说法，用他的话来说在剧本中设定陆麒麟这个人物，就是为了诠释中年危机这个问题。

“其实我很早就在写剧本了，在洛杉矶当演员的时候，我就写了三个剧本。97年回京城，我就想把其中一个剧本拍摄成电影。这是一个苏联和中国的故事，投资要将近三千万。如果在美国三四百万美元的投资，只能算是小成本电影，但在国内这可是大制作，我这样一个刚刚初出茅庐的导演，是没有人会投资我这部戏的，所以我就放弃了这个剧本。

我90年出国，97年回来，京城的变化速度如此之快，让人晕旋。事物在变，人也在变。尤其当你离开几年后，对这种变化感觉更明显。当时我就想如果一个人跟我完全相反，在监狱呆了八年，回到北京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于是我就写了《井盖儿》，大兴就是我脑海里那个跟我完全相反的人。

社会现代化的变化的速度让人觉得头晕目眩。它像一架失去方向的飞机，乘客和机组都失去了平衡，没有人知道这架飞机飞向何方。变化让人变得有点手忙脚‘乱’。

我是想把陆麒麟、大兴、小慧以及刘义等这样一种社会现实中为代表的几个人的生存状态；并通过他们的故事表现旧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理想与社会变革力量的冲突。

这种冲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冲突，因为冲突一方，既社会力量本身体现的是一种‘混’‘乱’、充满矛盾的价值。但是这一力量非常强大，它挟持着这种无所适丛的个人走向一个未知的未来。”

跟文艺老青年说话总是特别累。陈大名显然跟老贾他们是同一类人，他们总是想在自己的电影中想表达些什么，隐喻些什么，他们有他们各种各样的艺术追求。

而王大伦显然没有他们这种高尚的情‘操’，他的想法很简单，首先演员是他的职业，演好戏是对自己这份职业的尊重。而且他享受自己在戏里的表演，这样他能体会到不同人生的喜怒悲哀，这种东西有时候真的很上瘾，尤其是在大屏幕上亲眼看到自己的表演，这种感觉真的是很神奇。

他没有文艺老青年那种追求，他纯粹就是喜欢干这事。套用老贾一句话：最好的工作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当然前提是能挣着钱，能挣着大钱那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