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最后还是理智战胜了情感，他重新又点了根烟，看着一脸期待地李阳道：“具体分成怎么算？”

“呃，我这边投了一百万，你的片酬就……就算五十万吧，一共一百五十万，你占三成怎么样？”

不得不说导演都是人精，哪怕一脸真诚且儒雅的李阳，在计算王大伦片酬的时候也难免耍了个滑头，硬是扣掉十万，让他的分成比例少一点。

王大伦没有计较，其实他们这一代的导演之所以个个是人精，完全是因为这个时代，想想老贾拍时的苦逼；朱纹在筹备时的无奈；楼烨在拍时拍到最后没钱了，只能先停下来，等凑到钱了再拍等等。

你让张大导或者陈大导这样试试？他们能这样拍出电影吗？所以不精，你就拍不了电影，这完全是被这个时代逼的。

“成！”

其实李阳还算是不错的，至少四十多岁，眼睛依旧清澈，甚至还是个“老愤青”！就冲这点，王大伦对他就很有好感。

直到很久以后，王大伦才知道李阳这种近乎偏执地讨厌“高大全”式的人物，总是在自己电影中刻画人性的矛盾，是和他早年的不愉快有关系。

他小时候家境优越，就读于西安最好的幼儿园和小学，日常的生活起居有保姆专门料理。但特殊时期开始后，他们一家的生活一下子跌至社会最底层。社会上的人群被截然划为“好人”和“坏人”两大阵营。身为著名演员的父亲被划入了“坏人”阵营，后被昔日好友出卖含冤死去。

为逃避同学的歧视和羞辱，这个黑五类的儿子曾经三次转学。在他记忆中，整个童年都是在逃避歧视和羞辱中度过的。所以，长大后任何一点歧视和羞辱，都会激起他强烈的反抗。

有一次酒后，李阳讲过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1990年，他曾作为导游兼翻译，带一个德国旅游团飞赴桂林。在桂林机场办理手续时，安检口顺利放行每一个德国游客，惟独把他拦下要求验血。他坚决不从，大声抗议这一歧视性规定。随团的德国游客，也纷纷以回国要挟，声援他。但机场人员以“执行制度”为由，表示不能通融。他毫不妥协：宁可丢掉工作，我也决不验血！僵持到最后，机场人员才终于让步。这次以游子身份回国，在家门口遭遇的“制度性羞辱”，让他刻骨铭心。

口头上达成协议之后，李阳很高兴，双方就拍摄事宜商量了一下。李阳这边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王大伦现在手头的戏一杀青，他那边就能开机，而且他已经在山西一个偏远地区联系好了一家小煤窑作为拍摄地点。

倒是王大伦这边有些困难，他早就跟女朋友约好圣诞节去香港游玩，而且还通知了雅各布帮忙订好了12月21日到27日的来回机票和在香港的酒店。

最后双方约定，李阳带着剧组先行赶往山西拍摄，到时候王大伦直接过去和剧组会合。

和李阳的合作公司那边倒好说，只要打声招呼就行，之前就是先例，而且双方的合作本来就属于松散型的，只要不影响明年的新戏，啥都好说。

但是范子怡却跳了起来。中午老公说是去跟人聊聊，回来的时候居然又接了新戏，她原本只是为了年底这段时间又不能在一起感到有些不高兴。但在男朋友做晚饭时，她无意中翻了翻剧本，吓了一跳。

太危险了！剧本里有大量井下拍摄。这年头煤矿的事故实在是太多，没见中央台新闻隔三差五就报道哪里的煤矿瓦斯爆炸了，哪里透水了，哪里又冒顶，被困矿工多少多少。然后各类领导第一时间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再各种求援，到最后极少有人生还……

范子怡真的担心，谁特么知道会不会掉下一块大石头，咣的一下，她就成小寡妇了。所以她非常不愿意老公接这部戏，而且现在还只是达成口头协议，正式合同还没签呢，吵着闹着要他回了这部戏。

王大伦没办法，只得掰开来分析给她听。首先宋金明这个角色极其难得，人性矛盾的冲突，饱受善恶撕裂的煎熬，要远比里警察邓建国更具有挑战意义，要是演好了说不定还能得个影帝。

其次，李阳下午跟他谈的时候也透露了，他在德国时跟柏林电影节组委会那边有点关系，明年二月份肯定是赶不上了，等再下一届送过去参展。以王大伦多次参加电影节的经验，按剧本的精彩程度，要是不失手，入围某个单元估计不成问题，弄不好还能入围主竞赛单元，角逐一下金熊也不是没有可能。国外保准有市场。

最后他还跟女朋友稍稍透露了一下的前景，他没敢往多里说，打了一半的埋伏也是相当惊人的。

没想到范子怡听到数字只是稍稍震撼了一下，用她的话说，要是人没了，他说的这些理由全都不成立。

没办法王大伦只有发誓赌咒，保证须发无损地回来。晚上又不惜透支体力和宝贵的肾脏，连着两天当了两回“四次郎”，才换得娘娘很勉为其难的恩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