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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晏回京的马车，在腾骧卫的护送下行至山西境内，收到了一个重大消息。

消息从北边的大同军镇传来——

盖因从陕西延安府返回京城的最短路线，与大同府离得太近。护送苏晏的腾骧左卫指挥使龙泉不放心，一进入山西境内，就派斥候前去大同打听战况，再根据回报，考虑要不要保险点绕个道，往南走真定、保定一线。

得知鞑靼太师脱火台仍在侵扰大同，与新任总兵李子仰打得正激烈，斥候正打算如实回报，忽然峰回路转——

“脱火台从大同军镇连夜退兵？撤退得极为匆忙，连劫掠的物资都丢了一路。”龙泉有些吃惊地从密报上抬起眼，“难道又是诱敌战术？”

苏晏与他同坐在野地篝火旁，接过密报反复看那短短的两句话，思索后道：“也许是鞑靼内部出了问题，脱火台不得不赶回去灭火。”

具体敌情暂且不得而知，但龙泉对苏晏的推测颇为认同，颔首道：“无论如何，鞑靼出问题对我们是好事，越大越好。”

苏晏想起今年正月初二时，景隆帝留他在乾清宫的东暖阁用晚膳，说起原大同总兵与副总兵阵亡之事。

当时他凭借着一鳞半爪的历史知识，言之凿凿说“瓦剌和鞑靼联手不起来”。皇帝问他原因，他不敢说真话，就吹法螺道“皇爷英明神武，必不会坐视瓦剌与鞑靼联盟，轻易便可在二者之间搅风弄雨”。

景隆帝心情大好，与他共同谋划了“驱虎吞狼”之计：

“既然黑朵萨满能用瓦剌王子的死来给大铭扣黑锅，那么大铭自然也可以用兀哈浪的死，把这口锅反扣回瓦剌头上。”

如此双方联盟必然破裂，鞑靼与瓦剌重新陷入战火纷争，大铭才好渔利。

皇帝还正式提到了大铭军中一个神秘组织——夜不收。

在苏晏看来，这就是集境外谍报、侦察、突袭、斩首行动于一身的，古代版的特种部队。

也正是因为这次谈话，让苏晏生出了留严城雪一命的念头，于是使一招李代桃僵将他送入夜不收，去北漠以毒攻毒。

——不知脱火台的这次突然退兵，是否因为“驱虎吞狼”之计奏了效？

苏晏恍惚又想起，说那番话时皇帝注视他的目光、嘴角清浅笑意。还有那时明明想他留宿，把西暖阁的地龙都烧好了，但因他眼神中的忧虑与拒绝之意，最后没有任何强制举动，甚至没有吐露出一丝令人为难的挽留之词，极有风度地让他离开了皇宫。

现在回头想想，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攻心之计？

耐心织网，徐徐图之，一步步逼得自己破了之前立下的决心，最后无路可逃地，说出“臣请自荐枕席”这种羞耻至极的话。

总感觉被套路了。

可是……

散落的衣袍半掩着红玉箫，印尾的梅花络子随着醉翁椅的扶手摇晃……苏晏用一只手掌捂住了眉眼，发出一声轻微而滚烫的叹息。

“……苏大人？大人？”

唤声把他从迷乱的心潮中惊醒，苏晏兀地放下手，看见龙泉正探过身来看他，神情有点紧张：“苏大人可是身体不适？有没有感觉发热？”

苏晏抹了把脸，果然热得很，想必脸皮也红了，尴尬地向后挪了挪：“没有没有，大概是离火堆太近了，烤的。”

龙泉仔细看过他的气色，觉得不像是风寒，便也松了口气，说：“既然大同安全了，那就按原定的路线回京，大人觉得如何？”

苏晏点头道：“路线由龙指挥使来定就好。”

前后两次护送任务下来，龙泉对这位圣眷浓厚的御史大人很是满意——待人态度温和客气、明事理、好商量，一点宠臣的跋扈劲儿都没有，还是个勤奋爱民的实干派。使得他原本离京时心里的一股不满之意，都消弭无踪了。

唯独有些奇怪，去年在陕西，苏晏身边那个亦步亦趋的忠心侍卫，而今如何不见了踪影？有次无意间问起，苏晏的眼神瞬间黯然，面上却还笑着说“缘来缘散，想是另谋高就去了”，使得龙泉怀疑自己说错了话，从此不再提起。

“夜深了，大人歇息吧，明日天亮继续启程。”

苏晏起身走向车厢。久坐的腿有点血脉不通的刺痛，他趔趄一下，扶住了身旁的树干。枯枝震颤几下，残留的秋叶飘下来，落在他斗篷的肩头处。

龙泉下意识地从后方伸手，想掸去落叶，又觉得有点唐突，便收回了手。

苏晏拈起那枚落叶在指间捻弄，发了一小会儿呆，然后拿着叶片进入车厢。

龙泉望着他的背影，脑中依稀掠过一抹感念：这人看似好相处，实际上没几个人能真正走进他心里去。至少自己这一路看下来，没有。

——也许那个叫荆红追的侍卫曾经走进去，但又离开，造成的罅隙与空洞至今无法填满。

——直到多年以后，看着权倾朝野的苏相站在城楼上等待日出的背影，龙泉依然觉得，对方仍是那个从肩头拈起落叶的少年。

景隆朝甲午年十月底，时任大理寺右少卿、陕西巡抚御史的苏晏回京述职。

他在陕西监察期间，革除旧弊，推行新政，顶着重重阻力辟草场、开官牧，整治贪官骄戚，安顿马户流民，使得陕西境内匪患大减、民心思定。

他所改革的新马政在全国各地推行数年后，所产精良战马足以配备大铭新增的五十万骑兵，极大地提高了国力战力。

他所提倡的地方政府机关班子管理模式，包括“一岗双责”“量化考核”“末位淘汰”等制度，均得到皇帝的支持，被朝廷采为律例，并由都察院与吏部考功司共同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地方官员勤政廉洁的监督力度，使得大铭官场在一长段时间内呈现出吏治相对清明的局面。

他所写的《劾卫氏十二罪疏》，与更早之前击登闻鼓、揭发冯党罪状的十二陈，随着邸报流传天下，奠定了他“贞臣清流”的民心根基。即使在后世，这两份劾疏虽未达到铭武宗《祭先妣文》的文学高度，也因其在当时积极的政治意义，而为文史研究者所称道。